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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全球创新竞争格局深刻演变，彰显出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核心驱动力与战略性支撑的关键地位。本文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高度，系统梳理我国科技金融的政策演进脉络与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其与传统金融逻辑的内在矛盾、多层次资本市场协同的现存短板以及跨部门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性障碍。文章以问题为导向、以构建良性生态为目标，聚焦“十五五”时期发展任务，对打造适配科技创新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路径设想。这些思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技金融理论内涵与实践规律的认识，更为新征程上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决策参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及“科技”46次、“创新”61次，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七大目标之一，明确“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强调“完善新型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这一系列目标定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为科技金融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

　　其次，科技金融是支撑“建成科技强国”远景目标的核心抓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并将科技金融置于“五篇大文章”之首。这一排序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金融需求特征的准确判断。从长期看，要在“十五五”时期达成阶段性目标，并向远景目标迈进，经济需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其中科技金融通过全周期金融服务破解科技创新融资难题，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持续动力。

　　中美科技博弈的全面对抗始于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此后的标志性事件包括：2018年4月美国制裁中兴通讯；2019年5月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2020年5月进一步升级芯片禁令。特别是2022年8月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投资527亿美元重塑本国半导体产业，并设置“护栏条款”限制对华投资，联合盟友构建技术封锁网络，试图系统性、精准地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该法案出台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加大政策支持，竞相布局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信息等颠覆性技术领域。中美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扩大。

　　与此同时，风险投资机制开始萌芽。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创业投资”概念；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CVIC）设立，标志着政府主导的风险投资试点启动。1999年，《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推动了风险投资制度化发展。2002年，中关村管委会设立全国首支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2005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设立引导基金，初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早期格局。

　　银行对科技型企业放贷意愿不强，主要受制于其抵押物不足、担保缺失、风险较高等因素。科创企业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为技术成果、研发能力与知识产权，这些难以通过传统财务指标量化评估。因此，银行固有的抵押授信和风控思维，难以匹配科技创新企业的发展需求，导致金融供给与企业需求之间仍不充分匹配，资金无法有效流向科技创新领域。这种评估偏差使得部分突破性技术成果面临“看不懂、不敢投”的困境，形成科技成果转化链条上的融资断点。尽管监管部门已要求“适当提高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但在实际执行中，基层银行和信贷人员仍面临较大的考核与追责压力。